《金瓶梅风物志：明中叶的百态生活》 书摘

婚姻不仅是男女个体的结合，在中国古代社会，其与政治、经济都有密切的关系。古代中国就屡屡有公主外嫁的和亲政策，以婚姻来缔结联盟，也可以说是以婚姻换取和平。至于民间，以婚姻来改变家族社会、经济地位的就更多。无论迎娶的形式多么奢华、热闹，在婚姻背后的物质交易、政治联合是客观存在的，牺牲的是个人的幸福，换来的是家庭的荣耀、国家的和平。

没有嫁妆，裸婚进入西门府的潘金莲，完全失去了自己掌握命运的可能，被吴月娘卖给了王婆，由王婆处理。如同一个牲口，待价而沽。陈经济看中了潘金莲，但因为银两不够，被王婆拒之门外。自己的身子，自己不能做主，自己的婚姻更不能做主，当年裸婚进入西门府，如今又赤裸裸地离开。物质社会讲究的就是实实在在的财富，主宰自己命运的不是自己，而是金钱。没有陪嫁的裸婚，没有带来属于自己的金钱，因此，离开时，也同样没有属于自己的财富，甚至连自己的这个人也属于曾经拥有过她的男人及其家族。既然如此，再嫁的权利，待价而沽的转卖也同样由这个男人及其遗产的继承者来支配。

为什么孟玉楼与潘金莲在离开西门府时，命运截然不同？原因在于嫁妆的多寡。嫁妆在古代有着特殊的意义，不仅体现娘家的富足，社会地位，且嫁妆不纳入男方的家庭经济之中，是完全由女方支配的财富。古代社会，女子都没有工作，没有固定的收入，生活来源依靠男方的收入，嫁妆就是女方用于突遇变故的备用资金。在古代有很多这样的事例，男方家庭骤变，经济困窘之时，女子拿出自己的首饰等嫁妆，弥补家庭经济的空缺。比如男子进京赶考的盘缠，打官司的诉讼费，做生意的本钱，出国留洋的学费，等等。如果女子没有嫁妆作为家庭备用资金，那么一旦遭遇不测，需要用钱筹集资金就非常困难。

经济决定地位，女方家族的强势，经济的富足，无疑都使得女方，以及娘家在婆家的影响力大大增强，娘家人也会经常参与婆家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因此，嫁妆是娘家的面子，是女方在婆家确立地位的筹码。有筹码与无筹码，女方的地位肯定不一样，孟玉楼与潘金莲的不同命运就是一个鲜活的事例。因此，出身贫寒，家境困窘的女子，只能选择门当户对的普通人家，嫁入豪门也只能为人妾，做不了正室娘子。命运选择她，而她不能选择命运，命运主宰她，而她受制于命运。

假若我们把潘金莲、孟玉楼的陪嫁嫁妆做个颠覆，潘金莲有经济做支撑，她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那么，她就不可能被吴月娘作为商品卖掉，她可以自由地走出西门府，自由地选择嫁给谁，远走高飞，乃至成就自己的美满姻缘，结局未必悲凉。从她出生开始，生于贫寒之家，先是以三十两银子卖给张大户，再到裸婚嫁入西门府，又被转手交给心狠手辣的王婆变卖。潘金莲始终是商品，不具有人身自由。每一次的变卖都是身不由己，每一次出嫁都是无可奈何。一个没有人身自由，不能自食其力，没有经济能力的美貌女子，还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只有美色，只有肉体，只有扭曲的灵魂，只有破罐破摔的心态和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无奈。

将孟玉楼与潘金莲的经济状况颠倒，吴月娘不会对她客气、礼让，同样会把她转手倒卖。她无权选择李衙内，也没有机会三披嫁衣。她的躯体，她的尊严，都不再属于她自己，而属于拥有她人身权的男方家族。好在孟玉楼不是潘金莲，因为她手上有一份闲钱，她的再嫁，是有经济支撑的再嫁，并不完全依附男人。其实类似的情况，并不局限于《金瓶梅》，女性的独立，女权主义的兴起，强调的就是女方只有具有独立的经济，不依赖男人而生活，才会有独立的尊严和人格。

嫁妆尽管只是婚姻中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也常常被人们忽视，但并非可有可无，对于一个离开父母嫁入别家，在婆家可能孤立无援的女子来说，实在有不小的作用。嫁妆影响着女子在婆家的地位，影响着她今后的命运，尤其是一旦男方家道衰落，嫁妆就会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毛立平女士认为：“凭借嫁妆所提供的经济实力，女性开始扩大她们的生活空间和活动范围，除家庭事务之外，一些妇女还利用嫁妆救济贫困族人、辅助族中老弱病残，从而得到宗族的认可和尊敬；另外一些妇女则通过对丈夫和儿子事业的干涉，展现自己的政治和外交才能。”

由此可见，嫁妆不仅保护了女性入嫁男方之家后的自身利益，巩固了她在婆家的地位，而且为女性提供了一个展示治家才能和交往能力的平台。

人与人交往讲究信息对等，友情需要热情浇灌，人际交往需要礼尚往来，稳定的婚姻必须考虑门当户对。阶级地位悬殊的双方缔结的婚姻，往往因为文化的差异，观念的冲突，导致婚姻的解体。灰姑娘一夜由贫民变身为王妃的神奇，那是童话构建的传奇，很难在现实中出现。人有理想很可贵，但是人不能总生活在梦想编织的梦境之中，只要黄粱美梦，而不顾现实。潘金莲的遭遇，对于如今只有美色，没有正确人生追求，渴望嫁入豪门，一夜暴富的女性来说，无疑有着警示作用。没有自身的经济基础，没有文化才智的支撑，即使通过婚姻进入了所谓的上层社会，享受了富人的奢侈生活，但这样的婚姻又能持续多久，这样的女性能在所谓的豪门中得到足够的尊重吗？

爱情在持久中熠熠生辉，婚姻在信任中得到升华。潘金莲嫁入豪门，与西门庆一起获得了性的癫狂，性的满足，但是她与西门庆的婚姻，没有开出爱情之花，而没有爱情的滋润，也就没有持久的幸福。

在传统观念中，盗寇与叛乱之区别类似于中国传统动物分类学中的家鼠与老鼠之区别，它们属于同一类别，但后者大于前者，名称的内容是部分重合，其差别是盗寇行为对地方秩序和安全构成威胁，而叛乱则对国家政权提出挑战，可能危及国家安全。那么对帝王的荒淫与荒唐作一比较，后者的危害大于前者，前者充其量是一朝的荒政，其政体不变。后者则冲击到整个社会的秩序与纲常，是对封建制度的否定。

回头我们再看看武宗的荒政与其他帝王的荒政，不难看出武宗的逾礼违制超越了他个人行为的极限，其不为正统社会所容纳是一种必然，对武宗的否定，乃是出于维护封建社会体制的需要，给武宗戴上历代最荒淫的皇帝的帽子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中国的性科学，秦汉以前非常发达，宋元以降，“存天理，去人欲”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我们现在研究古代性医学、养生学往往要从荷兰学者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房内考》《秘戏图考》等著作中寻觅线索和资料。《金瓶梅》保留了明代或者说宋元以降的性科学。提到《金瓶梅》，许多人会问书中的性描写是否是糟粕，性描写有没有价值？是否是糟粕，笔者认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金瓶梅》来说，性描写是有价值的。一是大家公认的对人物刻画的帮助，二是有助于了解明代社会的全貌，诸如社会心理、市井生活、都市民俗及海外贸易。《金瓶梅》中的淫具是性产品，它是通过海外贸易进来的舶来品，如果仅仅从产品的功能上来说，它只是淫具，在一般人的眼里，属于淫秽的物品，不登大雅之堂。但是把它放到明代社会的价值取向中，就可以管窥明代的社会趣味。在淫秽的背后还有知识的一面，因为它有价值，就不能因为淫秽而回避。淫具的出现有其社会需要，这不简单是市民的倾向，它同样在上层社会中流行，它不仅仅是市民情趣的体现，也反映出人性的压抑。这就涉及中外文化交流，似乎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人来做。此外，从民俗、经济等方面入手进行的《金瓶梅》研究也还都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