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与人》 威廉·麦克尼尔 书摘

疫病模式的改变和美洲粮食作物的扩展所带来的产量提高，可能是在近代早期引发文明社会人口增长的两个最活跃的因素。它们的影响遍及全球，以大致相似的方式提高了人类生存的上限。不过，还有其他巨寄生方面的重要变化。由于新式武器——大炮的全球性传播，使得小政府有能力维持广大地区的政治和平。大炮的传播一如致病微生物和植物，沿着全球的海路行进。在大炮出现的地方，压倒性武力便开始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大炮非常昂贵，其制造需要大量金属，而驾驭大炮也需要特殊技能。不过，在这一技术刚刚出现的时候，一门大炮可在几小时内轰开最为坚固的堡垒。本来固若金汤的堡垒在大炮面前变得不再坚不可摧，大炮的力量极大削弱了地方诸侯的军事力量。无论是谁，只要拥有这样一些新式武器，或掌握了其生产技艺，就可以比以往更压倒性地有效推行自己的意志。自然，这也巩固了为数不多的“火药帝国”（gunponder empires），中国的晚明和清朝、莫卧儿、德川幕府、萨法维（Safavid）、奥斯曼、莫斯科、西班牙，以及葡萄牙帝国都可列为“火药帝国”。“火药帝国”操控在垄断了决定性武力的集团手中，而决定性武力由各帝国政府所雇用的炮手来操作。这些帝国的领土扩张，以及对大炮能够摧毁任何竞争者的坚固城防的信心，无不意味着亚洲和欧洲的许多地方，从这些帝国逐渐稳固的17世纪晚期起，开始享受太平盛世。战争和掠夺相应减少，行政控制的范围愈来愈广，并逐渐渗入偏远且大多人烟稀少的边境。[19]自公元前2000年末期起，青铜时代的曙光使武器（和工具）比以往大为廉价，并由此提高了人类自相残杀的能力，巨寄生方式上的如此全面的变化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而2500年后大炮的发明，却使武器装备转而趋于昂贵，并将有组织的暴力引向更为狭窄的渠道，使死于战火的人更加有限，尽管在战争中，装备精良的军队具有制造更大伤亡的能力。支撑新装备的税收是沉重的。大炮赋予的新权力加上政府的官僚机构，巩固了统治者对强大军事力量的控制。征税在亚洲和欧洲的一些地区可能变得更加固定了。但对于农民和手工业者而言，经常性的税收即便难以承受，也不会比武装匪徒的掠夺更具破坏性，特别是从公元前1200年佩带铁制刀剑和盾牌的野蛮人攻打中东文明的堡垒以来，这种掠夺一直绵延不绝。因此，大炮与帝国官僚的共存，有助于17世纪晚期至今的文明社会人口增长，必须被视作影响全球历史进程的第三个重要因素。

不过还是有所不同。医生处理的是现实世界中的事务，他们的技术和知识容易从经验中积累完善。事实上，医务工作者的行为方式与普通乡民的大致相同，都十分珍视那些幸运的治疗方法碰巧取得的预期效果。这种对新疗法的相对开放，在19世纪医学取得明显突破之前，或许是医学专业最为重要的品质。甚至伟大的盖伦也得接受修正，尽管17世纪之前他的黏液理论在欧洲医学界并未遭遇广泛质疑。但在亚洲，医学思想和临床实践的表述一旦被奉为经典，就不大容许创新了。[1]在欧洲，以医学院和医疗机构为中心的专业机构，可能决定了对新疾病的更为系统性的反应。医院给医生们提供了反复观察病情及其变化过程的机会，曾经有效的治疗方案可以在下一个病人身上再试。而同行则可以在一旁随时观察疗效，并时刻准备将钦佩和尊敬赠予那些医术更好的人；医术超群的名声也意味着成功创新者收入的激增。凡此种种，无不激发有抱负的医生进行经验主义冒险，去尝试新的治疗方法，并耐心等待观察结果。此外，重视观察临床症状的希波克拉底古典医学传统，又使这种行为在行业上备受推崇。这样，欧洲医生能够依靠改变既有理论和以往实践的基本要素，来对1200—1700年的新疾病做出反应，也就不足为奇了。相反，亚洲的医家却不在医院环境下看病，只是通过恪守古代权威的做法（即使注入新内容也这样声称）来面对近几个世纪的疾病经验。准确地说，即使是欧洲也差不多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在医学上获得对鼠疫相对清晰的认识。到15世纪末，意大利医生在城邦政府的框架内，创立出一系列公共卫生措施，旨在对鼠疫实施检疫，以及在鼠疫流行时处理由此带来的大量死亡。通过16世纪的发展，这些措施更趋完善，也组织得更为有序。预防性检疫越来越有效地切断了鼠疫的传染链，接触传染理论也被提出以证明检疫的合理性。一种观点认为，羊毛和毛织品可以携带鼠疫，这种观点后来得到了证实，因为饥饿的跳蚤在其老鼠宿主死后往往藏在成捆的羊毛里，等到有人解开包装时就能较为容易地叮咬他的胳膊，享用渴望的盛宴。从类似民间实践中得出的观念，起码在文明社会取得了书面讨论的价值。[2]面对美洲疫病造成的后果，欧洲医生的反应像其前辈对鼠疫的反应一样。学术上关于梅毒的争论，也一如该病初现时令人瞠目的症状引起的社会反应一样激烈。其他新鲜事物也在社会上激起不同程度的关注，却大都难以与古代知识相容。这对崇古的打击是根本性的，传统的医学教育和临床实践再也不能完全恢复元气。随着人们对于美洲越来越多的详细资料的获得，“现代知识至少在某些方面超过古代”这一论断的成立已势不可挡。开放的观念敞开了医学创新的大门，并激励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1493—1541年）放弃继续崇拜盖伦的权威。而梅毒一类的新疾病要求疗效“更强”的新药物，这似乎也成了求助于帕拉塞尔苏斯的化学药品和神秘的医学哲学的常见理由之一。[3]这样一来，随着医学基本理论被逐个质疑，唯一合乎逻辑的做法，就是将旧的盖伦理论和新的帕拉塞尔苏斯理论所指导的不同治疗效果进行对比，从中选择更有效的方法。结果，欧洲医学实践的发展水平，迅速超过了其他所有的文明传统。

在这样的世界里，致命的传染病突然袭击一个成年人的情况很少见，故而不再那么需要信仰神意以求解释这类死亡。而且，正像在其他方面的进化情形一样，新出现的机械主义世界观支持对更有效的医疗方法的探索，并使医学界在经验性地尝试新的医疗方法上日益趋向系统化。由此，真正的进步出现了：那种认为人类的智力和技巧不仅在机械方面而且也在健康方面改善生活的想法，变得越来越合理了。可见，欧洲不断变化的疫病经历，似乎同其文化与政治史各阶段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在1494—1648年，旧文化传统经受了格外巨大的压力，那时人们不得不同时适应越洋航行带来的人员、物资、思想和疾病流行所造成的最初影响。宗教改革掀起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风暴和宗教战争，无不凸显了这些压力的存在。只是当最初的冲击减弱，包括疫病衰退及其被更可预见的、更少破坏性的传染方式所取代时，所谓“老时期”（the Old Regime）的宽松政治和文化生活方式才有可能确立。显然，在导致这些变化的诸多因素中，发病率的变化只是其中一个且不是最为明显的因素。然而，这个因素通常被历史学家完全忽略，所以我们要在此强调疫病不断变化的遭遇史。

1918年后，经过一代人的研究，证明流感存在三类不同的病毒，因此似乎有可能为所有种类的流感研制疫苗。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流感病毒自身极不稳定，其遗传细节频繁改变。因此，所有新的大流行肯定来自另一种病毒，它可以绕开人们上次注射的疫苗抗体。所以说，流感病毒的变化和其他感染病原体的突变，仍然难以避免。比如在1957年，一种新的“亚洲”型流感出现在香港地区；但在它在美国流行开来之前，针对新的变体的疫苗已经被大量研制出来，足以遏制该病的烈度和发病率。这样一来，就给公共卫生机构和私人企业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够迅速确认新的流感并立即大规模地研制疫苗。[4]即使没有变体，那些迄今隐匿的寄生物，也总归会有逸出自己惯常的生态龛的可能，让地球上日益稠密的人口遭遇新的疫病，甚或是毁灭性的死亡。[5]比如，最近在印度和东南亚暴发的霍乱，就源于西里伯斯岛（Celebes，现苏拉威西岛之旧称）特有的一种新型弧菌，在孟加拉及其周边所有“古典型”霍乱弧菌的传统栖息地，这种新型霍乱弧菌都成功取代了原有的“古典型”弧菌。[6]有关这种不可预见的生物变异，最近的类似例子，是出现在尼日利亚的拉沙热（lassa fever），以及出现在乌干达的奥尼昂热的神秘经历，我们上文已然谈及。[7]还有一种令人不安的隐患，那就是为置敌人于死地，有意在敌方有效传播致命病原体的生物学研究，有可能在部分地区乃至整个世界酿成疫病灾难。除了这种可以想象的灾难以外，人类还将长期囿于自己在食物链中所固有的局限。在过去150年间，公共卫生措施所导致的人口跳跃式增长造成的压力，不仅表现在食物供应上，还可能在更多方面展示出来，既有疫病的，也有社会的、心理的乃至政治的。

技术和知识，尽管深刻改变了人类的大部分疫病经历，但就本质上看，仍然没有也从来不会，把人类从它自始至终所处的生态龛（作为不可见的微寄生关系和一些人依赖另一些人的巨寄生关系的中介）中解脱出来。可以肯定，过去用简单的二分法，将人类社会划分为食物生产者和被供养者的认识，已经被深刻地改变了。这种改变，不仅源于农业科学的长足发展，更源于粮食的生产者如今也从其他人那里接受服务和产品供应。尽管如此，如何调整生产者和消费者关系的古老问题，将继续以更为复杂的形式存在着，即便在我们这个机械化和官僚化的时代，亦复如此。毫无疑问，迄今还没有出现长期而稳定的模式，能够保证世界防止局部的（如果不是全球性的）毁灭性的巨寄生扩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导致了区域性的毁灭；战争仍有可能像过去那样，再一次把饥饿和死亡强加给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人口。我们还应看到，人口的飞跃性增长实际上意味着，目前食物供应和人类需求之间的余裕将迅速消失，留下应对危机的储备亦将越来越少。一旦危机发生，厕身于现代社会商品流和服务流复杂过程的所有人，不论是医生或管理者，还是农民或其他什么人，他们的能力都对维持目前人口的生存水平至关重要。根据过去几个世纪的人类记录，没有人敢肯定地说，始料未及的转折将不会出现。或许到那时，出生率可能与死亡率持平，人口和资源间的相对平衡也可能实现。但就目前和不久的将来而言，人类显然仍处于这个星球上最大规模和最不寻常的生态动荡之中。因此，在不久的将来，正如在不久的过去那样，从目前微寄生和巨寄生的动态平衡当中，可被预期的不是稳定，而是一系列激烈的变化和突发的震荡。假如我们能像了解过去那样，努力地预测未来，那么，对传染病的影响就绝不能置之不理。技能、知识和组织都会改变，但人类面对疫病的脆弱，则是不可改变的。先于初民就业已存在的传染病，将会与人类始终同在，并一如既往，仍将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